《瞭望东方周刊》日前报道了山西大同的“造城市长”耿彦波。耿彦波正以超常规手段推进大同的大拆大建，云岗石窟景区改造、城墙恢复、道路建设等，多个项目在同时推进。按照耿彦波的理想，大同还要实现新城与旧城的分离。

    报道传递的信息是：这是一个勤政的市长，每天只睡5小时，别的时间都在工作；又是一个清廉的市长，整天在大同的工地间奔忙，如同农夫伺候自己的田地；这还是一个正派的市长，公心办事，不假私情；这更是一个魄力超群的市长，改天换地，克日期成。

    争议却也是巨大的，以至有市民自发组织万人签名支持他。这个行动显示争议的严重性，也表明他在大同受市民欢迎的程度。

    对处身事外的人来说，耿彦波对过去的大同，类似于“突然死亡法”的治理。大同，似乎是一块白布，变成了市长个人创作的对象。耿彦波一个人的意志，可以决定这个城市要变成什么样子。这种大有作为的姿态足够引人入胜，蓝图看起来激动人心。但这种个人创作，对城市的前途而言类似赌博，施放这样的胜负手，赢有大利，但万一市长并不那么英明，情况又会如何？

    造城运动的推进很急，因为时间太有限了。耿彦波说，“我没有时间等待，所以拆迁不可以等待”。即使他在大同工作至退休也不到10年，而且他只能“希望能让我在大同起码干满一届”。这样的时间，对完成城市再造这样的作品，实在太短暂，而现实往往是“新官不理旧账”，“后任一般都不愿意在前任的阴影下生活”。

    如此急迫的造城运动，使程序的规范性变成了“迂腐”。云岗石窟景区工程，涉及国家重要文物的安全，却违反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，未经审批直接上马。城市拆迁，更是因“没有时间等待”变成了战斗，其中相关市民的利益、相关企业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，可能被侵害。

    一个魄力超群的市长，可以做成涉嫌超越法度的事情，而“大多数市民”对此可能是拥护的，因为对“大多数市民”来说，他们看到的是蓝图，是发展，是变化，是“一日千里”的现实，以及光明美好的未来。他们看到了城市再造的壮剧与史诗，并将享用许诺中的前景，直接利益受损的人永远是少数。

    笔者是“旁观者”，而且未必做到了“旁观者清”。何况，即使“旁观者清”，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改变“当局者”。“当局者”不只是耿彦波，也包括大同市民。只是，事实上，他们并未得到过选择市长的机会，他们只是有机会在耿彦波与历任市长间作比较而已，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格，使他们耳目一新。

    但不管怎样，我们应当坚持，城市并非一个人的城市，并非个人意图的作品；事情目的和意义很正大，不能使违背法律变得合理，不能使损害人们权利的行为变得正当，哪怕只是少数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