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杨伦发表了一篇论文《何为“理论”》，被揭露其中80%“借鉴照搬”了他人的成果，为了顺利发表，杨又加了一个第一作者——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，结果使陆副校长身陷“假写”泥淖难以自拔。

    现在，不管陆校长如何急欲撇清责任，哪怕他不是真正抄袭者，想完全诿责，全身而退，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。

    类似的情形现在时有发生，看得多了，就不免发现了一个共同的规律：只要发现抄袭，就与有权有势的第一作者无关，总是无权无势的直接作者的责任。但是假如杨博士没有抄袭，陆校长会不会发表声明，说此文我无贡献呢？这样的例子，似乎在当下之中国，远远未之见也。

    实话说，陆校长毕竟对于杨博士的论文还负有指导、修改、推荐之功，尚不能完全视为“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”；远不同于许多手握重权的挂名作者，把别人作品的“友情赞助”视作权力当然的“战利品”那样恶劣。其中一些人之所以幸免于露馅，没有像陆校长这样卷入舆论的漩涡，要么是因为那些“作品”本身太平庸，太“小儿科”，不足以引起舆论的注意力，人们也懒得去进行“抄袭”成色的鉴定罢了；要么是因为真正的作者稍有良心，没有抄袭别人成果。

    对于这类挂名现象当如何归类？《萌芽》杂志主编赵长天不久前撰文呼吁：需要像歌手真唱一样，发起“真写运动”，而将抄袭归类为“假写”。比照这样的归类，笔者以为，“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”的挂名现象，当视作“假假写”。实际上，不管陆校长如何委屈，在“杨伦抄袭”事件中，他的“假假写”嫌疑难以卸却。而“假假写”现象之所以猖獗，显然是因为学界官员或行政官员对于学术伦理的权力渗透和侵蚀——“方便发稿”是，搭车署名、附庸风雅更是。实际上权力也罢、学术也罢，本质上都是呼唤洁净的；现在学术圈也就难成净土，正是因为权力跋扈和越位所致。

    “假写”让人触目惊心，“假假写”更是让学术和权力双双蒙羞，都在应该根治之列。而以陆校长为鉴，清洁学术环境，看来最需要从权力自洁和审慎入手；先让权力进入笼子，应该是牵住了学术治理的牛鼻子。